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。

　　本案比较特殊，被告人曾宇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并未马上离开现场，而在后车发生第二次事故后，隐瞒身份逃离现场，曾宇的行为是否算逃逸，确实不好认定。

　　我认为，是否构成逃逸，不应机械的理解，还应根据被告人曾宇的主观目的和社会危害性进行评判。

　　首先，在司法实践中，大多数情形下，逃逸表现为逃离现场，但现实中“逃跑”的手段与形式也是多种多样，主要问题仍在于是否逃避法律的追究。

　　司法实践中，在事故现场躲藏、在现场谎称不是肇事者或者虽在现场但指使、同意他人冒名顶替等情形，其最终目的是隐瞒肇事者身份、逃避法律的追究，仍然可以构成“逃逸”。

　　所以在一定条件下肇事者即使没有逃离事故现场，也可以构成交通肇事逃逸。

　　其次，判断是否构成“逃逸”还应当看肇事者在肇事后是否履行了法定义务。‘因逃逸致人死亡’中的逃逸，应着重于审查肇事者在有救助能力的情况下是否履行了救助义务。

　　根据被告人的供述及案卷材料显示，当后车的肇事者向曾宇问询时，被告人曾宇隐瞒了自己肇事者的身份，并立刻逃离现场，被告人曾宇的主观意图非常明确，就是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。

　　曾宇的隐瞒行为从本质上说仍是一种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，人在现场与不在现场没有本质区别，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人会发现他就是肇事者。他不受被害方或者事故处理人员控制。

　　因此，可以认定被告人曾宇属于“因逃逸致人死亡”中的“逃逸”。

　　三、被告人逃逸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

　　本案中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存在介入因素（第二次碰撞）。被告人撞人后明知受害人受伤不能自救，在晚上的公路上车来车往，只要是正常人都会预见被害人随时有被后车碾轧的可能。

　　如果被告人曾宇在案发后及时履行救助义务，或者保护了现场，第二次碰撞的危害结果便不会发生，但此时被告人选择了逃逸、不作为。

　　因此，我认为，后车碾压行为的发生和介入是被告人曾宇可以预见的，也是他不履行法定义务的结果，更是他主观上所追求的。

　　后车的碾压行为虽然介入了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因果关系，但不构成异常介入因素，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因此，后车事故行为并不能阻断被告人、逃逸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。

　　综上，我认为，被告人曾宇撞倒被害人后，有救助能力和条件，却不履行法定的救助义务，故意隐瞒身份，意图逃避法律追究，由此导致被害人被后车碾轧致死，应当认定被告人的行为属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。”方轶道。

　　“方律师，那被告

　　请收藏：https://m.bj11.cc

（温馨提示：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，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