尝试了改革而已。
这属于意外的果决,在刘钰计划之外的意外之喜,本以为要等黄河决口呢。
现如今,盐暂时还没出大问题。
皇帝却在看刘钰的英夷茶税论,眼睛不断往地图上海州、扬州的方向瞟……
似乎,有那么点“一个羊是赶、俩羊也是放”的意思,反正废漕改海之后也要改动,不如一块都改了得了。
但究其本质,却不是这个原因。
盐税。
对前朝大明、大顺的重要性,排在首位的,不只是盐税本身。
而是作为一种“紧急财政”,这才是盐问题这么重要的根本因素。
大明和大顺不能搞国债的原因,刘钰已经和皇帝说过无数次了,皇帝当然也羡慕英国的国债制度,但听了刘钰讲明白简单的利息问题后,就知道纯粹扯淡,只能羡慕。
大顺的税收延续明制,穷的叮当响,一年收那几个子儿,一旦打仗、大灾,顷刻间国库见底。
这时候怎么办?
盐商作为“紧急财政”的重要性,就凸显出来了。
盐商“捐献报效”,就是大顺的“国债”。
扬州,就是大顺的“SquareMile”。
盐引,就是大顺的“紧急国债”。
这是比平稳税收更重要的东西。
英国政府为什么能让东印度公司买紧急国债?因为垄断权,奥王继承之战开打前的600万两白银的紧急国债,是用二十年垄断权换的。
大顺为什么能让盐商“捐献报效”?因为垄断权,皇帝去江南转了一圈要修淮河,三百万两白银的报效,就是用盐政垄断换的——想干?捐钱。不捐钱?滚。
而且,大顺在盐政问题上一直维系这种政策,还有个重大的历史因素。
理论上,朝廷缺钱了,也可以加税。
但大顺有明末PTSD,所以对理论上百姓负担不至于完全承受不起的“辽饷”、“练饷”、“剿饷”可谓是“记忆犹新”。
太明白这种加税,一旦弄下去会变成什么样了。
英国可以收窗户税,大顺要是收窗户税能直接收出来一波大起义,上面收200万两,下面敢收出来2000万两。
所以,这种理论上的事,大顺不敢用。
既如此,加税不行、国债不能,那就只能保持盐政不变。
然而,伴随着松江府的商业崛起,皇帝的养猪政策,以及巨额的海外贸易,让皇帝看到了一个新的、可替代的“紧急财政”来源。
这里面,就有一个“盐政改革”一直没有实行的重要因素:
大臣们提出的盐政改革方案,所有方案,都能保证一件事:盐税不会比之前少。
但所有方案,都没解决一个问题:一旦发生紧急情况,改盐引为盐票,不再垄断,那么紧急财政需求谁来出?
看似盐商每年报效的也不是很多,平均下来,一年一二百万?
但关键就在于这个“紧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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