造先秦古籍《产语》一事,更是能把十三经之一的《孝经》伪书编进满清的《四库全书》收录里、以致引发了《孝经》真假的讨论和考证。这水平,刘钰真的是拍马也赶不上,确实是有科举殿试三甲的水准。
如果没有大顺的干涉、改变了历史的进程,日本的儒生可谓是日本的不稳定因素,也是日本变革成功的关键。
因为在中原适合维稳的儒教,在日本则是最适合举旗造反的学说。无他,幕府名不正言不顺尔。
若无大顺的干涉,儒教造反很可能借助诸藩的势力,以小灭大,清除旧有的统治阶层,变革就可能成功。
但于现在,刘钰在尽可能把“变革”的主动权往幕府手里引,因为他很清楚,旧有的统治阶层不清除,变法就不可能成功,幕府怎么闪转腾挪都没用。而幕府不会自己革自己的命。
于是,原本可能会成为日本改革搞成不彻底革命明治维新关键的儒生,就成了此时一个可以完美利用的加深对日本控制的儒生。
还是一样的人,只是外部环境变了,立刻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。
可以预见,这些古学派的儒生影响力,会越来越大。
因为太宰春台那一套“米贵物贱”的理论,也确实和阿部正福的“人口减少”理论归于同源。现实情况也确实在几年之内能明显改善日本武士、农民的生活水平,达成提高米价、降低物价的效果。毕竟买办鸩毒的药效发作需要一段时间的缓冲期。
所以剩下的问题,就是怎么让日本的儒生心慕中华,培养更多的带路党?事大派?
尊周攘夷之论,不过是形而上的东西,没有根基是不稳固的。
这一次伐日之战给日本儒生带来的冲击,必不亚于《荡寇志》的作者去了一趟广东的所见所闻,日本实学派儒生对实学的渴望,是个极好的切入点,但从哪里切?
刘钰自己心里清楚,就大顺现在旧学已破、而新学未立的状况,在经学名教上,对日本这边的儒生实在没有太大的吸引力。
名教不能切入,那就只能从技术入手。
只是,允许学习的技术、鼓励学习的技术、避免学习的技术、禁止学习的技术,怎么区分,这就很值得细究。
有些东西可以学、有些东西鼓励学、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学也不准教的。
临睡前,怕过些日子事多,把这件事给忘了,便提起笔,在小本本上写下“虽有经济见解,但也终究困于时代,还是以农为本,诸多政策不过是为解决幕府财政为出发点、稳定此起彼伏的一揆之乱而已。故而可授稼穑、治水之学,收其心、养其慕”。
想着明日还得早起,写完这段话就睡下了。
第二日的换约仪式,虽然也就是走个流程。
该谈的事,不会放在明面上谈;要达成的条件,也不会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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