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些事是不能够公开讨论的。
“国务大臣并没有给我具体的底线。他说只需要让我对国会负责、遵守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条例。这样的谈判,必然是毫无意义的,也定然是会无功而返的。”
“如果我遵守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条例,那么就意味着:中国的商船不能参股,只能在瑞典建造;中国商船的船主,必须接受瑞典的军职,在战时受控于瑞典海军……显然,这是顺帝国不能接受的。”
“他们不能接受,就必然采取反制措施。加增对瑞典的出口关税、增加瑞典船只入港税、甚至封闭瑞典商馆。”
“国务大臣的底线,模棱两可,一切责任都是我来承担。”
卡姆比尔脑子很清醒,现任的国务大臣阿维德不想背锅,给的这些个底线,纯粹扯淡。
既要不违背瑞典法令,又要保证东印度公司存活,这不是扯淡是什么?
无论他在中国那边达成了什么条件,到头来都是错的。
允许中国商人入股,那就违背了国会;不允许中国商人入股,那就造成了公司倒闭。
国务大臣倒是不用担责任,可以诘责他,这种事实在是幼稚的政治。
给他的头衔是对华交涉全权代表,可他能交涉什么?后面的绳子拴的这么紧,往左走是死、往右走也是死。
故而卡姆比尔根本没有指望在现在的国会中纠结,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了国会改组,支持激进派上位,赶走阿维德,换一个和东印度公司走的更近的政客,也就是眼前这位卡尔·吉伦特博格。
故意透露出的无奈,在等着卡尔表态。
“不得不说,我们的阿维德大人的外交政策,是软弱且愚蠢的。国会里像他这样腐朽的人太多了。”
“如果我是国务大臣,我会答应顺帝国的许多条件。有芜菁吃,也比饿着肚子强。”
卡尔很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。
“卡尔爵士,东印度公司也认为国会的一些外交政策,过于温和。至少,对东印度而言,海外的利益,没有中国的支持,是不可能盈利的。与其叫东印度公司,不如叫瑞典中国公司。这是现实。”
“对于英国和荷兰,虽然我们欠荷兰人不少债务,但您知道,荷兰人做生意很讲信誉。当年荷兰和西班牙、法国打仗的时候,只要给钱,荷兰商人是可以把粮食和火药运到法国人的城堡里的。”
“即便我们扩大业务,会引起英荷的不满,但……但事实上,您也知道,瑞典的东印度公司从组建的第一天开始,英荷就是不满的。我们给英国的外交照会,英国根本没有拆封给送了回来;荷兰人也差不多。既然他们已经不满了,那么我们再扩大一下业务,也没有什么问题。”
卡姆比尔站在商人的角度上,冷静的分析了一下此时东印度公司的处境。荷兰人的“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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