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宋儒伦理学,也是错的?
实际上,这在大顺是个非常重要的启蒙点。
甚至不只是大顺,还包括整个儒家文化圈。朝鲜国那边开始对朱子学的批判和反思,也是源于朝鲜这边的贡使,在京城接触到了新的天文学、地理学学问之后,开始思考的。
因为,文化差异、宗教氛围差异之下,这边不是很重视【不证自明】、【不言自重】;而是相对来说,其实更重视【道】这些东西。
思潮的出现和改进,自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,需要前人铺路。
大顺特殊的情况,使得这个前人铺路的过程,已经延续了百年。
明末顺初,阎若璩的《尚书古文疏证》,直接给了程朱理学、陆王心学狠狠一击。
不管是程朱理学,还是陆王心学,包括阳明学,《大禹谟》里面的虞廷十六字,都很重要。
所谓宋儒取而推明演绎虞廷十六字,迨真以为上承尧统、下启孔教者在此。盖以其所据之地甚尊,而所持之理原确也。
噫!抑孰料其乃伪也乎?
一群大儒,对着一本魏晋时候伪造的“上古文章”,不亦乐乎,搞出来一堆的东西。
也包括心学。
尧舜禹相授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,惟精惟一,允执厥中,此心学之源也。
其实,阎若璩的证据和逻辑,漏洞还是不少的。
但在明末顺初的特殊环境下,这件事就不是个单纯的学术问题,而是个政治问题。
这是直接打击宋明理学体系。
阎若璩的心态倒是比较“书呆子气”。
他觉得,【或谓轻议先儒。愚曰:轻议先儒其罪小,曲循先儒使圣贤之旨不明于天下后世其罪大,愚固居罪之小者已】。
的确,我轻议、否定宋儒明儒大家有罪,但这是小罪。
曲改圣贤的学问,胡乱编造圣贤的意思传于后世,这才是大罪。
我有小罪,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,我认为自己做得对。
而当时的情况,或者说,政治环境,是很诡异的。
当时大顺搞了自己的一套实学体系,压制儒生。
顺带,因为剃发易服上表一事,把衍圣公降为奉祀侯。
甚至把孔夫子的地位,从师圣一体给拽了下来。
当时的政治环境,在真正的儒学子弟看来,极其危险。
谁知道大顺下一步要干啥?
说好了保天下,得了天下之后,这和我们想的很不一样啊。
在那种让儒生感觉到危机重重的政治环境下,阎若璩这么搞,更是火上浇油。
以至于江南大儒,如毛奇龄者,全力攻讦阎若璩。
总结起来就一句话。
【就算是真的!你也不能说!】
为啥?
因为【吾惧《大学》之错,《国风》之淫,《古文尚书》之伪,后人必有藉帝王之势而毁其书者,吾故论古文之冤而并及之】
因为大顺这帮人,明显对儒生不信任,你这时候给他们递刀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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