扩招、扩编、编制航海年历这些,对他统治的意义。
这个意义,还是非常巨大的。
比如,现在大顺开放导致的儒学危机,这个子午线问题,就非常有意义了。
大顺以后可以拿着这个问题,去参加世界各国的大会,然后确定京城子午线就是天下的本初子午线,从而获得“中国”这个天下概念、而非国家概念的巨大精神胜利。
确保天下之中的中国概念。
儒家士大夫会非常高兴,至少不会反对天文学和数学的发展。
后世的人,是无法想象此时盛世下的士大夫,若是拿到一副后世的格林尼治子午线的世界地图,看着中国的经度居然不是零、不是世界的“经度中心”,会多么崩溃和反对。
被人打一顿打的不得不接受,那是另一回事。真要那样,这反而都是细枝末节不必在意了。
然而现在不是处在“压路机”时代、觉得可以执掌天下嘛。
自信,和近代化被动冲击下的极端保守化的假自信,是不一样的。
子午线到底在京城,还是在格林尼治或者巴黎,在此时大顺主动开放,主动改变天下这个概念的时候,是个非常严峻的政治问题。
皇帝真心觉得,这个月球运动的近似公式,来的当真正是时候。
龙颜大悦地批复了此事,认为这件事应该速办,而且不是内帑出钱,是户政府出这笔钱。
赶紧扩招,赶紧加编制,尽快把这个月距星表航海年历做出来。
当然,如果只是因为这个原因,皇帝龙颜大悦,那可能说明,大顺往前走的路也就到此为止了。
之前二十年的潜移默化影响,似乎毫无意义了,皇帝依旧是个标准的儒家君主。
实则,不是。
皇帝高兴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,和将来去打印度无关也有关。
说无关,没有这份月距法星表,大顺去印度也毫无问题,从锡兰那使使劲,用个破澡盆也能过去。
皇帝考虑的,是南半球大陆上的金银矿问题。
如刚刚批复的天津府尹、南洋那边的奏折上的危机感,皇帝作为这些年大顺自上而下改革的总头子,自然比这些自发感觉到危机感的人更明白。
皇帝也曾与改革派核心决策圈的人议论过这件事,就说如果将来对欧开战,大顺的海外贸易受到影响了怎么办?
海外贸易受到影响,现在皇帝已经明白,这直接关系到大顺的钱银兑换币、铜币价值、银价、作坊雇工生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。
每年巨量的白银流入,大顺的银价并没有贬值,甚至相对于铜钱,还隐隐有所升值。
刘钰是弄不明白这个混乱的、多参数的货币系统的。皇帝当然也弄不明白。
但都知道,一旦海外贸易断绝,肯定会出大影响。
刘钰给出的解决办法,是发钞。
靠国家发钞,搞建设,拉动生产,顶过去那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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